敦煌石室的藏书中，有不少通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到宋元之间文学发展的某些空自，说明了宋元时期各种新的文学形式勃然兴起的根由。它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关系十分重要。至于敦煌赋所具有的通俗性、俳谐性与批判性，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发展，总是以文人创作和民间艺术交错影响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
但是敦煌写本的出现，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先后捆载而去，绝大多数流落到了海外。国内大多数的研究者并未见到原书，只是依据从海外传抄回来的印本。各种传抄本既多，歧异互出，孰是孰非，殊难辨认，这就对读者滋生了疑惑。
本来这种通俗文学在唐代就流行很广，并没有完全定型，更不必有大家认定的标准本。在当时传抄的人自不能逐字逐句一致、也不免各人都有讹脱。今天传下来的敦煌写本，时经千百年载，风化残缺亦多，所以校雠极不容易。同时因为作品出于下层民间，泥土气息浓厚，方言土语极多，不像大手笔的文章，用的是传统的语言、成型的文法。所以理解起来，通俗作品比大作家的诗文更为困难，注释自然也更为费力。
近几十年来，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如火如荼，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由于大家的努力，研究的成果，刊出了不少的书，发表了不少的论著。已经有些同志利用研究的成果，加以集中，作为集注，这就更便利了读者。当然，集注的工作并没有全面展开。加之前后相继，研究尚在前进，研究成果散见各处，收集完备亦非容易，这些实有待于后来的努力。
伏俊连同志的《敦煌赋校注》初稿，我粗略的通读过一遍。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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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在校注之先，利用缩微胶卷，校勘了敦煌赋的全部原文。凡缩微胶卷与传抄今本互异之外，都作出了校记。然后参考各家之校，辨其是非，作出自己的结论。
二是在他注释的时候，既详征博引，利用各家研究的成果。如有不厌于心，则又再加推敲，下以己意。
三是利用赋是韵文的特点，同时考虑通俗作品叶韵不可律以韵书的特点，标出了各赋的叶韵。回过头来，又从叶韵的角度，考辨行文的是非，补充了校注。
本书名为“校注”，其实是集校集注，但又不是纯客观的集校集注，而是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包含着个人创见的。初稿写成，逾四十余万，删定成稿，遂成今本。
伏俊连同志和我朝夕相处，时间很长了。他虽然意气风发，思绪泉涌，却能脚踏实地，不矜不躁，常常是午夜篝灯，宵残不倦。所以，两年多的时间，就能将敦煌赋全文校注出来。但是从古以来的名山事业，都不是一蹴而期的，许多学者都是皓首穷年，才能有所作为。伏俊连同志开始属稿时，曾嘱余以数言弁于卷首。予既喜是书之即将刊行，又惧俊连之以此而画地自限，故不能不以任重而道远相勉。是为序。
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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