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白癜风好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音义类”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伏俊琏
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敦煌赋校注》《敦煌文学总论》等。
摘要：汉魏六朝时期，由于儒家讲经及佛家讲经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音义类著作。音义类著作要求正确的释义和精准的读音，是经典传播不可缺少的。音义类著作，作为经典的附属品，使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受众得其正义，而且通过正确而节奏和谐的声音，使经典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音义类著作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所提供的诵读的方式，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学有声传播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音义著作经典诵读有声传播
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音义类著作，其中总结性的作品是陆德明（约-）的《经典释文》三十卷，释玄应（贞观时人）的《众经音义》二十五卷，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对这类著作的价值，过去更多地是从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阐发。最近，我阅读了吴继刚博士的著作《七寺本〈玄应音义〉文字研究》[]，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七寺本〈玄应音义〉文字研究》是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批准号6ZDA75）的阶段性成果。或许有人会问，你主持的项目名称是“文学写本研究”，这本佛教音义文字著作能隶属课题范围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名古屋七寺藏的这件《玄应音义》，是日本平安后期的写本，时间上在重大项目的范围之内，反映唐人的写本形态，对于研究唐代写本的实际书写面貌与书写方式，有重要价值。
第二，“5-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项目，是从写本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写本文献进行研究。写本学的方法，要求我们对写本的物质形态和书写状况进行细致考察，其中对文字书写的研究，如判断字体、描述笔迹、分析书写风格等，是题中应有之义。《七寺本〈玄应音义〉文字研究》全面清理了《玄应音义》的文字问题，把其中的用字现象分为异体字、同形字、假借字、音译外来字等四类，一方面与同时代的文字材料进行共时比较，另一方面又与不同时代的文字材料进行历时的考察比较，溯源探流，深入研究唐写本的文字特征。
第三，写本时代的文学传播，声气宫商是其最核心的要素之一，音义类著作要求正确的释义和精准的读音，正是文学传播不可缺少的。音义类著作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所提供的诵读的方式，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学有声传播的重要途径。敦煌文学中的讲经文、变文、因缘、曲子词等，都与佛教有千丝万屡的关系。佛经音义是解开这批讲唱文学传播的钥匙之一。
因此，我顺着这个思路，谈谈文字、声音与文章、文学的关系。
在商周时期，贞人把王室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壳和牛的肩胛骨上，王侯贵族把国家或家族重大的事件铸造在鼎彝上，形成了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和金文不仅有声音，而且有气味，因为它们是祭祀礼仪上奉献给神的。在神圣的仪式上，不仅有巫祝的诵读的声音，有钟鸣的节奏声，而且有各种祭品美食的的馨香。就像《诗经·生民》中所写：“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最早的文章，是人奉献给神和祖先的。西周时期，由祝史制作的简牍写本，典藏在官府宗庙之中，它的使用与当时国家的神圣典礼有关：典、谟、训、诰、命、誓等都是在国家大典上呈现的有声雄文；《典》中的“粤若稽古”分明就是佛经中的“如是我闻”，“诰”“训”“誓”“命”等六辞，名称本身就是讲诵的动词。《左氏春秋》一类的叙事文，就与瞽史的讲诵有关[]。而那些歌诗韵文，总是通过歌乐、吟诵、舞蹈，立体化地呈现在不同礼仪中。所以，流传下来的上古时候的文章，都是有声气有宫商的。而讲到有声音的文章，要提到西周时的“乐语”。《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2](P)可见，这六种“乐语”，都是声气宫商的不同运用。
因此，在中国古人眼中，文章是一个生命体。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3](P)他把文体比成人体，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神明、骨骼、肌肤、声气这四个要素。文章也一样，由情志内涵、所描写叙述的题材、语言词汇、声音韵律构成有生命的文体。这说明，声音在文体中有重要的意义，人没有声音，只能是哑巴，无法流畅地在社会上交流；文章没有音律，就像聋哑人一样，也是生命体不健全者。
汉代以来，佛教传入中土，其诵经形式亦随之传入。以前的研究都认为，汉语佛经的诵读完全来自梵文的诵经，而且由于梵文佛经诵读方式的传入，导致中国人对汉语四声的认识。比如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文《四声三问》就论述了转读与梵贝之别，并论证了转读与齐梁新声的关系。这些成就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梵文诵经对汉文转读的影响，而忽视了“转读”“唱导”对先秦两汉时期唱诵技艺的继承。现在看来，佛家的“转读”“唱导”等，是借用中土传统的唱诵形式，同时吸收了梵文诵经的方式。梁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4](P)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也曾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4](P53)正因为“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所以华声之诵经主要吸收的是我国传统的吟诵形式。《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5](P)，可知释家诵经是借用了楚辞读法的。
佛家讲究“转读”“诵经”“唱导”，这些概念，内涵差不多。转读就是诵经，《高僧传·经师论》说：“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唱导则是诵经的通俗化，它讲究“声辩才博”“声”要求“含吐抑扬”，“辩、才、博”主要就其内容来说的。佛家的音义类著作，很明显是受“诵经”“唱导”的影响。外典注音的著作，已知者以汉代服虔的《汉书音训》为较早，服虔是汉灵帝时期的人。东汉人注先秦书，往往用直音法，如韦昭注《国语》：“耹，音禽。”佛经音义，已知者以北齐道慧所撰《一切经音》为最早。但道慧的音书，既然名“一切经”，则是汇集整理之前的同类著作。所以内典外典的音义类著作当以外典为早，体例上互有影响，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显然受到道慧书的影响。
音义类著作，本为经的附属品。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学著作，即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类著作，在《汉志》中是隶属六艺略，在四部中属于经部。《说文解字》首先是一部解经著作，许慎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后汉书》本传所谓“五经无双许叔重”[6](P)。《说文解字叙》开头一段：“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爲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僞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7](P)这段文字，总以为是讲文字的起源。其实，许氏是讲汉代人的经学观和世界观，讲汉代人对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看法。《说文》五百四十部，不完全是从字形体上探究的，而是汉代人对万事万物的分类。我们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一是《说文》的空部首，二是《说文》对一些字的训释。《说文》有的部首统辖的字多达数百个，有些部首统辖的字只有几个，还有些部首连一个统辖字都没有，如甲部、四部、易部。这类没有统辖一个字的空部首，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如陆宗达先生《说文解字通论》说：“有只有部首字，而部内未收一字者，如《久部》、《录部》、《克部》、《才部》、《凵部》等等，下面也说‘凡某之属皆从某’，不过是一句空话。许慎不过是因为这些形体无所附丽，于是把它们算作部罢了。”[8](-)而蒋礼鸿先生《读说文记二篇》则说：“许书有仅有部首一字，部中更无他字，而亦云某之属皆从某者，殊为无理，此其立例之未当者也。”[9](0)这是文字学家的解释。《说文》的分部，并不完全按照字的构造，而是汉代人对万事万物的分类。虽然这些部首并没有统属的文字，但它在汉代董仲舒以来形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居于必备的位置，所以是不能少的。如甲、丙、丁、癸、壬、寅、卯、未等空部首，只有把它们同《春秋繁露》、汉代公羊春秋、甚至谶书纬书等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说文》对有些字的解释，也不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如全书第一个字“一”的解释：“惟初大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7](P)这是典型的经学解释，也是中国早期的进化论。
准确的释义，精确的读音，使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受众得其正义，而且通过正确而节奏和谐的声音，使经典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在正确读音的基础上，要在音色的纯杂、音调的高低、音响的强弱方面有讲究。一般来说，佛经的诵经中，大多数要始终保持在高音调上，即所谓“（昙智）高调清澈”、“（慧常）声调陵陵，高超众外”。所以，释义和读音是中国传统经典必备的要素，这是音义类著作产生的文化根源。
《玄应音义》，约成书于唐太宗贞观（-）末年，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著作。清代学者庄炘（-88）认为该书可与陆德明（约-）《经典释文》、李善（-）《文选注》鼎足为三的巨著。但庄氏认为《玄应音义》：“说字以异文为正，俗书为古，泥后世之四声，昧汉人之通借。”这本书清代以前很少有学者提起，清代学者任大椿（-）、孙星衍（—88）等从佛典中发现，庄炘、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合校重印，并作补正。有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在日本，保存了不少《玄应音义》的古写本，最早的有天平年间（-）的残本，平安时期的也为数不少。《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一辑中，就收有名古屋七寺藏本，大阪河内金刚寺藏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藏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本，西方寺藏本等。名古屋七寺藏本今存二〇卷（缺五卷），抄写工整，行款讲究，是精心抄写的文本，很好地保存了唐写本的原貌。敦煌藏经洞也出土了为数甚伙的《玄应音义》，今所知者，有S.，S.，P.，P.，P.，P.，Ф.23等。而整个音义类写本，数量更是众多。我们说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我们由敦煌出土的众多的音义类写本，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或传抄的大量音义类写本，就可以想象那个音韵铿锵的时代，黄钟雷鸣的盛唐之音！
参考文献：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J]，历史教学，().
[2]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
[3]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4]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
[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7]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8.
[8]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98.
[9]蒋礼鸿.读《说文》记二篇[J].杭州大学学报.(04).
注释：
[]吴继刚《七寺本〈玄应音义〉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注：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伏俊琏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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