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白癜风怎么治疗好 https://m-mip.39.net/pf/mipso_4643240.html从敦煌
到乌鲁木齐
作者：杨献平
编辑：晓蕾
在中国或者世界上，每一个艺术从业者，内心永远都盛放或者梦想建造一座自己的“敦煌”，《汉书﹒地理志》的释义足够覆盖和抵达的了，即“敦，大也。煌，盛也。”这一个偏远之地，它所承载、挥发的，似乎从莫高窟（当然还有榆林窟、龟兹千佛殿等）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向世界和人类发出耀眼的光芒，并且一再无声地引导所有心有高渺大境和艺术创造力、思想见识超群的人们，无论何时何地，敦煌就是伟大艺术和灵魂的宫阙，也是每一个人精神和心灵的有形参照。敦煌，她之大和深厚，远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和知道的，我相信，更多的蕴藏和影响，还没有被人们真正的发掘和认识到。
对于藏经洞中诸多文物，一百年前，斯坦因采取的方式，完全是欺诈性质的。在那一位“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怪人，极为羞怯紧张，偶尔还露出狡猾的神情”的王圆箓面前，斯坦因谎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是“沿着玄奘的脚步从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来，找寻到很多玄奘去过且描述过的佛寺遗址。”这个王圆箓，原来也是一名军人，后来遇到一个道士，便皈依道门。但道士与佛，王圆箓与莫高窟，看起来非常不搭，而且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而此时的敦煌，早已经失去了盛唐时期国际化气势与规模，进而被彻底地冷落下来。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兴盛与否，不仅与中央帝国，及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和水平联系紧密，也和帝国的外交，特别是通达的道路繁盛与否成正比。敦煌，这一个深陷于黄沙中的绿洲，以敦煌盛大而著称，饱尝游牧、农耕、商业、宗教、军事洗礼的边远地区，自月氏驱赶乌孙，匈奴再击败大月氏，以至于西汉的将军们在张骞的引导下，终于决胜了匈奴之后，贺兰山南北、居延海流域，以及河西走廊、包括新疆全境，才慢慢地成为中央帝国的属地。但也似乎从此开始，丝绸之路才明朗起来，此前，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人，带着各种目的和货品，去往世界各地，但许多至今还是不够清晰的。唯有张骞及其后世的西行者，包括探险家、军事家、宗教人士、各种肤色的商贾，甚至流寇与罪犯，和亲者与投机者……可以说，每一个踏上这一条雄浑之路的人，几乎都建立了功勋，或者留下了他们独有的名字和事迹。
所谓丝绸之路，尽管它的提出和命名要比它实际的诞生和蜿蜒要晚得多，可是，它所开辟、承载、抵达和造就的，已经足够光辉灿烂了。就个人而言，每次来，都是激动的和新鲜的。今天的敦煌，对于后世者而言，它的一个聚光点仍旧是莫高窟。记得年第一次到敦煌，我就发现，莫高窟，是民间艺术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印度乃至中亚地区各民族艺术的汇合点和高峰所在。当然，藏经洞的发现，以及延绵至今的敦煌学，显然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县级市，仍旧对世界充满了无限诱惑力。再没有哪一种物质，可与非凡的艺术创造相提并论了，无论是时效还是震撼性、创造性。而敦煌，于中国，她就是一个巨大的集成，尽管那些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被消亡，但现在的科技，完全可以将它们数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从精神和艺术上获得了不朽，也会更好地对抗世界，只要人类不灭，敦煌就会与世长存。
然而，对于艺术和敦煌学，我完全是门外汉，每次来，都只能站在莫高窟前，不明所以地流泪，在那些壁画面前，感到了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动感，甚至觉得，那些佛陀，甚至连使者的随从，马蹄和马鬃、骆驼的眼神，都是活灵活现的，仿佛那些被无名画工搬上墙壁的人、动物和其他物质，都还保持了新鲜的体温和知觉，并且有着穿越古今的灵性与动力。不仅如此，我还在敦煌市区那座反弹琵琶的伎乐天身下，被一种美所震撼，尽管是石头做的，但她的美，显然穿透并且改造了石头，进而成为一种永恒的美。几乎每一次去到敦煌，我都要在那尊伎乐天雕塑面前仰望，久久不愿离去。也曾在诗歌当中说：“她是所有女人的美。/别无其他，且不存在复制和挪移。”
在我心中，对于标准女人姿态、仪容、神色，包括肉体的判断和惊叹，似乎就是这尊伎乐天。有时候我会无知地想，乐尊和尚开凿莫高窟，简直就是一种天意，尔后，人们在敦煌的开凿和供养，这种断续的发展或者说宗教的艺术的接力，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也没有间断过。归义军张义潮和曹议金家族在莫高窟的接力行为，更使得莫高窟呈现出了佛陀与众生、尘世和天庭交杂的张力与穿透性。在莫高窟，我所想到和看到的，车辚辚、马潇潇之间，兵团的运动，游牧弯刀的月光，驼队叮当的路途和饥渴劳顿的东来西往，那么驳杂、混乱而又明澈与安静，这种混合的气质，信仰的笃定与家国、财货的交集，伟大情怀与世俗的向往，构成了莫高窟最深邃的风景，赋予了整个敦煌混血的风度。
在道士塔面前，我总是怀疑，这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对于莫高窟的意义，甚至比斯坦因还要重上几分。他才是真正的发现者，并且在第一时间，以送字画的方式，报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叶昌炽，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原籍浙江，曾为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纂修和总纂官等，后来被擢为甘肃学政，即中央派驻各省主持院试，并且督查学官的官职，从三品，与道台、巡抚平级。但叶昌炽并非纯粹的官员，他也是有成就的金石学家、藏书家和古文字学者。王圆箓送来的字画，叶昌炽立马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苦于没有相应的经费，只是让王圆箓封藏藏经洞。
国势衰微，连个属的文明都是卑微的。斯坦因背后，有一个理性而又强大的国家作支撑。关于敦煌，斯坦因是年在德国汉堡一次东方学大会上，偶然听地质学家洛克济提到的。此前，洛克济于年访问了敦煌。他的专业是土壤和地质研究，但丝毫不影响他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价值的发现和预估。这次意外的听说，导致了斯坦因的第二次亚洲腹地探险，为此，他申请到了专项经费，以及两年的时间。当时的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斯坦因的经费，便是由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政府，以银锭的方式下发，并且采取邮政的方式分期付给斯坦因本人的。在敦煌，斯坦因盘桓多日，用“玄奘的忠实信徒”，这一句子虚乌有的谎话以及相应的配合行为，导致了王圆箓将藏经洞向他张开。
十八岁那年，我由河北太行山农村，参军到驻甘肃酒泉空军某基地。距离敦煌近，但没去过，也不觉得有什么。年第一次去往，便被震慑了。自此念念不忘，先后几次前往。我总是觉得，敦煌乃至整个西北于我，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而这种契合，有肉身成分，更多的却是精神和心灵的。除了上述的“敦煌莫高窟是民间艺术的伟大胜利”这句似是而非的话之外，我还以“内心的敦煌”为题作文，历数或者阐释敦煌对于我个人无形而庞杂的影响。
就艺术而言，敦煌壁画的成就，显然是杂糅的、横向的，它毫无遵循，也无师承，完全是多种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和游牧、商业文化和汉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的综合与提升，在小小洞窟之中，以绘画的形式，实现了人与宗教，与历史，与时间，与艺术的巧妙媾和与无缝对接。敦煌又是开放的，吸纳的，从史前时期，它就天时地利地成为了中西交通动脉上的一个疏散和聚拢的枢纽。尽管丝绸之路沿途有许多的重镇，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座具有敦煌的这种开放与吸纳，呈现、转换与集结、散播的能力与影响力。
敦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尤其是其中多种、多彩的民族精神与思想，都在敦煌实现了扎根、融通、贯穿、相互渗透的本意，并在这片土地乃至其绝世的艺术创造中得以完整的体现与保存。若单以自然地貌论，敦煌毫无新奇之处，类似鸣沙山、月牙泉、库木塔格沙漠、雅丹地貌等等自然景观，在中国就有很多类似的。敦煌之所以至伟至大，艺术、文献之外，还有它的边塞气质。当年，玄奘法师自长安夜半逾城之后，行到这里，差点被当地兵卒抓捕送回。是瓜州刺史，笃信佛陀的李昌崇，偷偷将他放走，还赠予玄奘马匹、水和一些食物。当玄奘穿越“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者则死，无一全者”（《大唐西域记》）的罗布泊时，途中迷路。下雨偏逢屋漏，不小心打翻了水袋。此时，玄奘想返回，但走了一段之后，想起自己西行时的夙愿，即“若不到天竺，决不东归一步。”遂继续前进。在后来的行进途中，因为边境局势紧张，多民族和汗国的西域并不安全，分设在沙漠深处的烽堠守捉，不时射来冷箭。
玄奘的冒险精神，一点都不亚于他前世的张骞和班超等人。后世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科兹洛夫、伯希和等探险家的勇气，似乎也不比玄奘弱。这些人在上个世纪初期，对中国的探险与发现，除了国别之外，很多东西，是可圈可点的。若从这个角度考察，艺术没有疆界，考古和探险亦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中国考古的冒犯，当然有罪无可逭的欺骗性质在内。不仅如此，敦煌藏经洞之外，斯坦因等人还涉足了我以前部队所在的居延地区，在黑城及弱水河流域，发现了诸多的居延汉简与西夏文物。
与此相比较，马可?波罗则只是游历，他对中国的描述，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在他简短而又碎片化的游记当中，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飘忽迷离，有很强的童话性质。而对于敦煌，他似乎没有涉足，也仿佛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以上这些人（当然还有很多），大致是代表了西方探寻东方的某种实际行动，就像中国的玄奘、鉴真、郑和、杜佑（中唐时在期怛罗斯之战中被俘，周游列国，最终由海路返回的探险家，著有《经行记》，亡失）等人对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的探访一样。
年，我调离甘肃，入川工作。如此数年，虽然身处闹市，又整年累月地生活在植被繁茂、仙道气息浓郁的巴蜀之地，整个人都变得懒散、敏感、孤独感强盛，而又毫无脾气、方向感极差、充满宿命感。可在个人内心，敦煌非但没有变得更加遥远，反倒越来越亲近。这种亲近，很模糊，却又逼真。每一想起敦煌，心里旋即就盛开了一朵硕大的花，而且是莲花，四周是白茫茫的水，还有诸多的空濛与混沌。
我不知这种感觉究竟因何而生，但它却异常坚固、持久和深刻。在西北十八年，等同于我在河北太行山乡村故乡的时间。日复一日的西北，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中，自然的风暴、烈日，芨芨草和骆驼刺，卑微的坚韧、苍凉的坚守，孤独、不安，人生的苦难与无常，还有些许的幸福，我基本上都经历过了，也自诩与西北乃至敦煌相互渗透，不可分离了，谁知道，无比强硬，充满杀戮。致使我以为如此终老的人生，在来成都第五年发生了巨大变迁。
为避免伤感，年9月18日凌晨，我由贵州毕节至西安之后，特意购买了傍晚的列车，用黑夜和睡眠，避开了曾经给予我一切美好，并且耗尽了我的青春的酒泉地区，直接进入到凌晨的敦煌。斯时，黎明即起，朝阳在黑色的戈壁尽头沐浴更衣。借着下弦月的光辉，我再次将自己放置在这一个丰盈博大之地。可惜，这一次，我只在敦煌吃了一顿早餐，与前来参加会议的阿来合影两张，尔后又乘车，跟着一群人开始了由敦煌向乌鲁木齐的途程。
从敦煌向西，有两条道路，一是过野马泉而哈密，穿越哈顺沙漠、七角井，再乌鲁木齐、焉耆、库车、阿克苏、伊塞克湖、托克马克、塔什干等，另一条经由古楼兰、罗布泊沙漠、且末、尼雅、和田、莎车、喀什、乌恰，再转到撒马尔罕或翻越帕米尔，到达法扎巴德、巴尔赫等地。这其实是张骞的足迹，也是玄奘的道路，沿途尽是唐帝国当年的羁縻州所在地，也是中西文明东来西往的主孔道。
在风暴与灰尘的时间当中，绿洲、河流、草原、森林，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选择和依托，而沙漠、雪山、暴风、洪流、雪崩等等，则体现了命运的残酷性和不可预料。到现在，在这条路上的行进者大都被风吹散，成为雕塑、历史、典故和传奇，也有的成了乌有、败坏和凋零。从敦煌向西，沿途都是戈壁，光秃的山，在白昼下也黑得令人心生悲悯和孤单。更大的是戈壁，无边伸张。更广的是天空，覆压的是大地苍生。我们乘坐着的，是一台大型旅游车，同行者有书法、金石学、篆刻，也有摄影和舞蹈、音乐等创作和演出者。我算是其中唯一没有才情的，除了文章和诗歌之外，对这个世界上其他门类的艺术一窍不通。由此，我总是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和古往今来的落魄诗人有些相像，尽管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有李白、岑参、高适、王昌龄和王维，但这些人，无一不是高官，无一不是带着王朝的敕令，去往某些衙门任职或者代替皇帝前来巡抚的。
我是谁？尽管人声嘈杂，在如此广袤天地之间，人很容易产生空茫感。天地之大，并且刚健持久，厚德载物，而人呢，不过是其中风一样的过客。从泥土的母腹诞生，又被大地草一样的刈割。这种清晰的混沌，混沌的来去，期间只是过程。车到星星峡，我特意在尘土结网的服务区，照了几张照片。姿态是伟岸的，头顶青天，白色的流云，呈丝绸状；黄色与黑色间杂的低岭，之间密布命运的壕沟。同行者说，错过了阳关和雅丹地貌。我则说，在敦煌，唯有莫高窟，才是每一个人不得不朝拜的神圣之境。自然的变迁有它自己的规则和速率，人力不可测。
我也说起玄奘当年在敦煌与高昌之间的遭遇。在当时的唐帝国，李世民的天下并不太平，西北地区的突厥、拔汗那、薛延陀、铁勒，以及吐谷浑等游牧汗国，依旧在西域，即今之新疆和中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之间也自相雄长、相互取代和影响。
我们即将去往的，高昌故城，它曾经的主人——麴文泰和他高昌国，就是西突厥强力之下的一个附属力量。玄奘原本走巴里坤，高昌王麴文泰得知后，派人将之迎接到高昌城内。从源流上说，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高昌国，其最初，是公元前48年，李广利行军至此而建立的营寨，取“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从地形地势上看，敦煌至乌鲁木齐之间的宽阔地带，确实高而敞亮，且又是中央王朝与西域新疆乃至中亚、欧洲的径行孔道，战略位置足够重要。高昌立国时间很早，但也是在两汉王朝式微，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弱甚至为无的时期。其主要统治者，依旧是由中原而来的汉族。公元年，前凉张骏在此“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后为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属地，公元年，北凉的沮渠无讳“西逾流沙”，在此建立流亡政权，随后，沮渠安周攻破交河，车师前国亡，自此开始，高昌逐渐成为吐鲁番盆地中心。但不过二十年，柔然大军席卷而来，北凉王沮渠安周被杀，“（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之称王自此始也”（《周书﹒高昌传》）。
西北地区的政权，大大小小，其本质也和中央王朝一般，或被朝臣取而代之，或被其他部落所挟持、吞灭。阚氏之后，高昌又轮经敦煌人张孟明为王，不久又被马儒取代。马儒被杀后，甘肃榆中人麴嘉又被推举为王。至此，高昌进一步繁盛。公元年，西突厥势力强盛，攻取高昌四座城池。数千人归附隋朝。麴嘉的孙子伯雅受制于西突厥。隋大业年间，伯雅亲往大兴城（长安）朝贡，次年，又跟随杨广远征高丽，八年后归高昌，下令改革风俗，一切从隋朝。这算是杨广在西北地区外交的重大胜利，只可惜，隋朝享国时间太短，转眼就被李渊摄取。
对于玄奘，麴文泰是西域三十六国，甚至他印度之行十七年内，最为尊重和礼遇他的国家和国王了。这大致得益于麴文泰和他的高昌国也是佛教之邦的缘故。记载说，麴文泰请玄奘讲法数日，每次，他都亲往，执弟子礼。玄奘离开之际，两人惺惺相拥，兄弟情谊深厚。为使得玄奘西行方便，麴文泰赠予玄奘大量的人员、财货、驮马等物品，还写了通关文书，请求沿途国家和部落予以照顾。两人并约定，西行归来，再在高昌相聚。可没过多久，李世民派遣侯君集、薛万钧的交河道大军进取高昌，麴文泰惊吓而死。多年后，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返回至和田，玄奘闻听麴文泰已死，颇为黯然，再没过高昌，直接从南道返回长安。
这是令人伤心的。一个小国，而且还横在中央帝国通往更广阔之处的咽喉部位，在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的广天阔土之上，它所能做的，也只是自保。麴文泰对西突厥的臣服，以及他对新生的唐帝国的轻视，使得他成为不识时务，最终被唐帝国大军一举击溃的最后的高昌国国王。尽管，在麴文泰、李世民，甚至唐帝国之后，整个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又进行了多次剧烈演变，高昌古国也一次次迎来新一轮的统治者，但麴文泰与玄奘结拜兄弟的佳话，则使得它比其他古国更添了一份人文光彩。
李世民对西北的用兵，显然是具备战略意义的，对于整个唐帝国，乃至影响后世深远的丝绸之路，并使之达到巅峰状态，作用无以伦比。这也是唐帝国的君王战略思想的深度实践。似乎从侯君集、薛万钧在高昌设立西州都护府之后，整个西北地区就再一次真正地回到了中央帝国怀抱。尽管，我们在很多时候，将早期的西北视为异域，但从文化和历史上说，新疆乃至撒马尔罕、江布尔，乃至楚河、巴尔喀什湖、黑海、里海等地，与中国的渊源深厚，特别是唐帝国在这一地区先后设立的安西都护府（龟兹，即今库车）和北庭都护府（吉木萨尔）及诸多的羁縻州府，以及功能齐全的驿站和烽堠守捉，作用巨大的营田制度等等，对于丝绸之路交通的保障，促使了陆上丝绸之路在两百多年内保持了持续畅通和兴盛的状态。
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沙尘暴也如约而至。白色的沙尘围绕着残缺的高昌古城，像是一群群不甘心的幽灵，它们或许是麴文泰时期的臣民，也似乎是高昌回鹘的亡者，更可能是整个西北地区各种族别的遇难者，在他们的故都，长时间围绕，不肯离去。我站在高台之上，俯瞰整个高昌古城，只见黄土的遗址上，万般寂寥，一切生的事物都泯灭了，唯有那些人用过的黄泥土块，沉浸在大风与烈日之下，一声不吭，努力向大地本身还原。一切的历史都是人在过往，用各种方式制造，却又被自我采取多种方式毁灭。而今，在这呼啸的风中，我只愿意聆听玄奘法师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的句子及其意义实在是太适合高昌故城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这肯定是曼妙之音，也是超度之声。
关于玄奘与麴文泰的故事，还有记载说，起初，麴文泰迫使玄奘留在高昌，而决意追寻佛经原文的玄奘断然拒绝。麴文泰无奈，便把玄奘关了起来，每天亲自送饭给他。但玄奘仍旧无动于衷，甚至以绝食抗议。最终，麴文泰要求玄奘在此讲经一个月后，便放他西行。由于玄奘早已经是闻名域内的高僧，讲经说法，肯定是有慑服力的。现在，伫立于高昌的废墟上想象那种万人空巷，一人演说的情景，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也觉得，再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宣扬真善美，以有限超越到无限的境界，引领人的俗世生活和精神世界进入另一种层次的作为，实在是一种无上的美德。玄奘及后来的达摩驮睹（悟空），包括出生于和田的一代高僧鸠摩罗什的传奇一生，他们在彼时年代的西北地区的修行与尘世历练，与各为其主的兵戈战火、逐利的商贾、奔走的使者相比较，要高贵和纯净得多。正是有玄奘这样的宗教人士与高僧大德，才使得丝绸之路更为凝重与空灵，也凭空多了些许精神的和文明的亮色。
哈密，这座古老的城池，在今天的日光下，还是一派散漫。高大的楼宇背后，隐藏着成片的黄土四合院。这种现代和农耕、游牧混杂的场景。在今天的西北尤其明显。在一百多年前的时空里，整个西北地区大致是更加偏远的。海路和空中道路的开通，使得整个人类的文明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陆地或者链接世界的大陆板块，不仅限定了人们的脚步，也使得多数人长时间陷入凝厚的思维当中不可解脱。因为，大地的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限定和束缚。新疆或者说古代西域，这一片高处的陆地，既是中华民族的“龙脉”所在，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块陆地。名为新疆，但她的历史，却始终与中华这个古来的国度与疆域一脉相承、休戚与共。
由其名称的变迁可见，西漠、昆莫、伊吾卢，唐代为伊州，元代称为伊吾力，明代之后为哈密。
去参观回王墓的时候，也适才觉得，哈密这个地方，它对于中央帝国的西北战略实施至关重要，历史上的张骞、班超、吕光、长孙晟，包括唐代的侯君集和薛万钧等等，预先西域，必先伊吾。此地乃是西域之咽喉，取伊吾方才可以统揽整个西域。我在查寻清朝历史的时候，注意到，在平定准格尔和大小和卓的漫长战争中，巴里坤乃至整个哈密，对于清王朝的支撑力是巨大的。我还记得，参与指挥作战的将领当中，有岳飞第二十七代孙岳钟琪，还有他的政敌张广泗。前者被乾隆称之为“三朝武将巨擘”，也是清朝时期，唯一一位以汉族身份，统摄过八旗军队的将领。张广泗跟随鄂尔泰，先是在云贵，尤其是黔东南地区组织改土归流，后在大小金川战役中久战无功不说，其妻子和小舅子涉嫌私通金川土司，而被押送北京斩首。
置身回王墓，有一种恍惚感。人总是要死的，无论是谁。所谓的身份、地位，包括对历史的贡献，都无法阻挡这一个自然规律。但令人敬佩的是，这一支维吾尔人，与清政府关系之密切，令人感喟。由哈密回王世系可以看出，在年当政哈密的历程中，其中就有27次前往北京朝拜，并在朝廷对准格尔蒙古和大小和卓战争中，起到了后方基地的有效支援作用。我注意到那架复制的回王座椅，那种精细和华丽，宽敞和雍容，体现的不仅仅是民族特色，还有文化糅合的美感。现在想想，在道路崎岖，工具落后的年代，西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历代王朝能够精准有度地把握，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当然，我始终觉得，不管西北还是西南，东北还是东南，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地理名词，她更是一个文化的概称，一个精神的赋予与共同体。
在民族、宗教等等问题上，任何一种单独的谈论，都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人，是人群在某个地域上的共同命运。西域尤其如此，今天的新疆更是如此。晚上，大家喝了一点酒，各自回房。我有一点醉意，躺在安静的房间，感觉有些异样。我想，每一个身处西域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气息。它无声无色，无形且强大，总是以笼罩和浸润的方式，让每一个设身于此的人身心受侵。
这种气息是混合型的，既有草尖上和岩石上马蹄急奔的火星与焦灼，也有沙漠戈壁当中水源的隐秘与润泽，有蜥蜴快速爬过砂砾的悄无声息，也有骆驼忽然成群倒下的轰然与决然。在哈密，夜晚里的声音，似乎只有零星的汽车鸣笛，以及不断吹响窗户的风。我忍不住想，古代的人，是如何在哈密停驻和经过的呢？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找一个店家，吃饭，喝酒，洗澡换衣服，趁着酒兴，在城中某些热闹的地方转一圈，买一些东西，然后就着漫天的星斗与城外不断涌来的空旷和寂寥，沉沉入睡？盛唐时候，哈密城中，歌舞饮宴场所一定也有不少，达官贵人和商贾们，还有孤单的旅客，都会聚集在一起，在酒水中高声呼和，或以诗歌下酒，或以枇杷箜篌助兴。那种情景，今人大致是无法领略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而诗歌、音乐、歌舞，大致是从古至今的雅兴，也是最能够抵达心灵，愉悦灵魂的了。
除此之外，人生无常，道路蜿蜒，所有的抵达都是为了再度启程。这是我第一次由敦煌开始向西行走。此前，尽管来过敦煌多次，但总是觉得，敦煌就是我理想中的西北，历史上的西域。可一旦踏上这一途程，才发现，敦煌只是西域的一个起点，它处在西域和中原，农耕和游牧之间，以混血的方式，向东，打开的是中央王朝，向西，则通往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它无限地收容、改造、提升，也无限地采纳、输出、流变，如果说整个新疆犹如自来水管的龙头，那么，敦煌就是这一悠长的自来水管的开关。
如果按照旅游线路图，当然还有楼兰古城。可惜，这个曾经面对李广利大军而闭城不予支援的古国。另一个考古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于年第二次塔克拉玛干之行，由若羌而进入罗布泊，在一个有淡水的地方，决定取水的时候，他发现一只铲子丢了。这对于他们在沙漠中的探险旅程来说，当然是重要的。斯文﹒赫定令一个向导沿路寻找。而这时候，暮色已经开始弥散大地。这位向导找到铲子回返途中，突然狂风大作，一座城池裸露了出来。
斯文?赫定在他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当中说：“铲子是多么幸运，否则我绝不会回到那座古城，实现这有定数似的发现，使得亚洲中部的古代史得到不曾预料的新光明。”
年三月，斯文?赫定对楼兰古城进行了发掘，得到了大批的汉文、粟特文、佉卢文木简以及大量的丝毛织品和木雕等文物。满载而归。这同样令人伤心，同时对当时西方探险家的勇气和毅力，发现世界的理想及其切实的行动，心怀敬意。尽管大家都知道楼兰古城是一个美丽绝伦，盛放传说的地方。但我们也没有前往，不知他人，我心里是有些遗憾的。
斯坦因等人在亚洲腹地，即中国新疆等地的探险和考古，再次证实了新疆确实是“印度、中国和希腊文化的西亚早期文明交流的孔道。”斯坦因在新疆的探险、考古和所获，使得他个人不仅获得了现世的荣誉与上帝的恩典，也使得他与世界性的亚洲探险和考古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且不具备探险、考古能力的人，在新疆行走，无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张骞、班超、玄奘甚至乌孙、大月氏和匈奴等大规模民族迁徙的足迹，所能感受到的，仅仅是基于地域和地理的天高地阔，别有韵味的风情，同时也觉得中国古代的西域，及至现在的新疆，确实是一个迷人的、有趣的地方。我只是认识到，新疆的大，绝不只是地理和视觉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读过西域有关典籍的人都知道，西域带给中原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包容和融通。
到吐鲁番，这个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国际化都市地位的城市，无论是葡萄沟、坎儿井还是交河故城，提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放置在盆地当中那种敞开的坦荡。吐鲁番位于天山东部，东西横置，形如橄榄，为山间盆地，四面环山，西起阿拉山沟口，东至七角井峡谷西口；北部为博格达山山麓；南抵库鲁塔格山，中部有火焰山和博尔托乌拉山余脉横穿境内。其中的火焰山，可谓妇孺皆知。《西游记》中的艺术化演绎，使得这座本身无甚惊奇的小山名闻遐迩。我们路过的时候，只见一座红色的秃山，其上有无数的沟槽，大致是暴雨在漫长的时间中冲刷而成。
尽管此景与想象差距甚大，也不由得想起唐僧师徒、牛魔王和它的铁扇公主。艺术或者故事总是动人心的。新疆之地的神奇，无论哪一个地方，拿出来，都可以创作一部好小说或者影视剧。这里的故事太多，自然的奇特，历史之丰富驳杂，奇幻有趣，构成了人们不竭的向往和奔赴。而在西汉时期，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和新疆，王朝的最大对手还是匈奴，这一支剽悍的民族，以及繁衍分化的诸多后裔，在西域乃至中亚和欧洲，都进行过精彩的表演，前者有匈奴王阿提拉，后者有成吉思汗的军团。如果再加上，源自匈奴驱逐大月氏而引发的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那么，整个匈奴和西域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功绩，也肯定是浓墨重彩的了。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当孔道，攻掠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这大致是西汉击败姑师，与匈奴反复争夺西域，最终得胜的开端。
葡萄沟的葡萄已采摘完毕，藤架上只剩下高处的那些，珍珠一样悬挂。我仰望，极想采摘。凉风之中，众人在选购葡萄干。店主是一位维族人，旁边的案板上放着几只硕大的西瓜。他拿了刀子，切开，让我们吃。越是干旱的地方，水果越是甜蜜。水分也是厚待人和万物的。特别是在甘肃和新疆，为数不多的水似乎只是为了满足人和动植物所需，再不多余。这使我觉得，大自然本身，是有神奇力量的，也觉得，世间万物的分配也是有神意的。
在飒飒秋风当中，发黄的葡萄叶被落日的光辉衬托得晶莹剔透，惹人心疼。在众多尚还青着的叶子中间，蓦然发现一串晶莹的葡萄，我看四下无人，就采摘了下来。我的采摘不是为了吃，而是体验一下采摘葡萄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取下一个器官或者一个佩饰，就像是从大地身上摘下一串营养。出葡萄沟路上，我特意买了一位老太太的葡萄干，硕大而甜的那种，带给儿子吃。哦，在西北想起儿子，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种喜庆感觉，脸上立马会升起一串笑意。我暗暗想，儿子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即中国医院出生，并且长到十岁的。他一出生，就是西北的，或者说，西北的气韵已经灌注到了他的身心。因此，他一定是喜欢西北的，包括西北的一切。
下午与吐鲁番当地文人墨客交流，因为阿来没能成行，与《吐鲁番日报》美女记者马桂真聊文学，及后，又谈起人生的无常与困厄。马记者为回族，皮肤白皙，仪态端庄，体现的是西北女子的优雅与素朴美丽。夜色之中，众人吃饭，喝酒，唱歌，有人跳舞，佐以琵琶。在吐鲁番双城宾馆外面的葡萄架下，琵琶和舞蹈引来了当地人，他们是宾馆的服务人员，也纷纷以维族舞蹈加入进来。游牧民族的歌舞，是人生于世的瑰宝，是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当中，用身体和灵魂寻找到的天籁之音与自然灵性。在吐鲁番，这些最朴素的舞蹈者，带给我们这些长时间生活在嘈杂与拥挤的城市，已经被信息、技术裹挟的现代生活消泯掉了与自然亲近、感悟和交融能力的人的，是一种发自天性和心灵的震撼、愉悦与和谐。同行的作家、书法家、画家和摄影家李金远、舒炯、赵秀文、王道义、廖蓉、赵秀文、王道义、高璐、陈宇康、张亚婷、卢珊、朱钰、王锐、张杰等人也神情激越，大声叫好。每一个人，都似乎被某种力量引领和贯穿了。
而在这个晚上，我感冒了。洗澡，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悲伤。人在病中，一切事物都是晦暗的。想起当年在西北的一幕幕情境，一会儿自己微笑，一会儿黯然神伤。就在八年前，在距离吐鲁番.8公里的酒泉以北，盛产发菜和双峰驼的故乡阿拉善高原，弱水河畔和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十八年，我用一个人全部的青春获得了一个外省人对于西北的全部认同，包括生活习惯、文化风习，甚至思想观念。也可以说，西北和我自己，用十八年时间，完成了对双方的再度融合和塑造。
以至于我调到成都之后，几年时间了，仍旧保持了在西北的习惯，甚至不知道世上还有上千块钱的鞋子、衣服，不知道一张茶几、书桌、沙发可以几千上万，也不知道人和人之间，还可以用钱和权利做任何形式的勾兑与交换。
而最残酷的，是年下半年和年初，我抑郁症爆发，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年全年和年上半年，抑郁症带来的躯体反应如心悸、认知困难和头晕、四肢发软、紧张、焦虑、暴饮暴食、濒死感强烈、情境障碍、性欲丧失等，使得我九死一生。这种看起来有点高大上意味的疾病，使得我在成都——当代都市之间，对人生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也真实地觉得了命运的无常，人心的多变和阴冷。两年来，我对曾经熟稔和亲切如故乡——父母之地的西北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怵怕感，这一次，我之所以夜里穿越河西走廊，并且第一次步入西北而没有在酒泉逗留，是因为，我从内心觉得了一种无比庞大的沮丧与失落，西北，具体的酒泉、金塔、鼎新绿洲、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河与额济纳旗等地，再也不是我的了，它们从根本上舍弃了我，就像这盛大而寥落的秋天，对待一枚落叶，果决、不由分说。
吐鲁番卖馕的很多，但有点硬。当地人说，这里的馕，保留了馕的传说和精粹。这种干硬的饼子，也像沙漠戈壁一样，被吸干了水分，或者说，其中的水分只保持到可以啃动的程度。这种手艺，完全是与西北的地域环境相吻合的。馕至少可以在炎热的戈壁沙漠行程中保留几个月而不变质，哪怕掉在沙堆里，掸几下，丝毫不影响口感。这一点，就像去坎儿井附近的民俗园的感受一样，越是自己的，越是珍贵的。在人类创造的智慧中，吃和用的是最基本的保障，也是人获得荣耀感的途径。
相比哈密、高昌等胡汉交融之地，丝绸之路分叉途径的重镇，吐鲁番似乎是粟特人最大的聚集地，粟特人，世上最会做生意的人群，在欧亚大陆上，他们保持了精明的商业头脑，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同时，也利用财富和宗教，为其他民族和部落带去了政治影响力。是的，财富本来就是政治的主要成分。它们可以相互生成和操纵。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所谓粟特人，即《史记》中的“昭武九姓”人，也叫“九姓胡”，也可以直接称之为“胡”，他们真正的故乡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罕，即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而分布的九个绿洲国家，分别为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旧唐书》）。
《隋书》说，昭武九姓国多数为月氏人，其最早居住在今河西走廊甘肃临泽县的北昭武城，先后两次被匈奴稽粥（老上单于）攻破，整体性地向西退却，过葱岭，以支庶各自成王。长期活跃在欧亚大陆，以善经商闻名。假设粟特人果真是大月氏之后，那么，他们当年也和乌孙、匈奴一起，以失败的遁逃，而对欧亚大陆民族迁徙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唐书﹒西域下》有记载说：“（昭武九姓之地）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饰金杂宝。女子盘髻，蒙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祅神，出机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
粟特人似乎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宠儿，商业和财富使得他们在纷乱的政权和汗国当中游刃有余，即使长安，也有他们的地盘和用武之地。李白有诗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岑参的《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也说：“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由此可见，在盛唐，昭武九姓国遍布丝绸之路，在京师和丝绸之路沿途都开展了商业活动，并且以跳胡旋舞的女子们招徕生意，为客人们助兴。作为高官的诗人白居易专作《胡旋女》诗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说的是，昭武九姓国的胡旋舞女子把舞跳到了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的酒宴上。安禄山和史思明也都出身于昭武九姓国，正是这两个“胡儿”，一前一后，将唐帝国从极盛带到了衰落的深渊，以致由此一蹶不振。
历史总是在给人们开深度的玩笑，也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用极其微小的事情，导致大事件乃至整个王朝的倾覆。走在现在的吐鲁番（亦有说，吐鲁番乃至吐蕃之音。当然，安史之乱后，吐鲁番以及河西走廊地区，曾长期为吐蕃统治）街道上，感觉总是新鲜的，一个汉人，虽然不觉得孤单，但也能够嗅到一种根深蒂固的“胡”的气息。我也一直坚定地认为，“胡”这个词并非贬义，至少是中性的。这个词，代表了一种生猛的新生力量，也包含了杂糅的精神，以及混血的气质。
乘车去交河故城，不由得想起一个人，即名声不大，但堪称开定交河故城，西汉西域都护府的第一人，江苏吴县人郑吉。史家说，张骞开西域，郑吉定西域。这个郑吉，先为士兵，多次随军出征西域，以军功为中郎将，先动用西域五万兵力，将降汉的匈奴日逐王一行平安送到长安，自此，郑吉在西域名声日隆，后带人于交河屯田，营建交河城池。《汉书﹒西域传》中说：“从此，三十六国之人，皆为汉朝天子之臣民，三十六国之河山，皆入汉朝之版图，西域之一统于中国，由此始焉。”
《汉书﹒车师前国传》中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这也说明，交河故城最早的人群该是姑师（即车师前国）。但在当时，匈奴的势力仍旧是西域最强者，作为小国，车师前国必定受其影响。西汉政权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使得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无所适从，不是依附，就是被灭。历史总是变迁的，两汉均有能人良将经略西域，如赵破奴、班超家族等等，但最终也因为自身王朝的衰弱，导致了西域的失控。盛唐时期也是。但这两个从气度和精神上较为雍容开放的王朝，也先后使得丝绸之路在它恰如其分的时空当中，实现了它的繁荣和鼎盛，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无以伦比的灿烂光华。
遥想当年，开进西域的侯君集、薛万钧大军之所以命名为交河道，大致驻地就在交河故城。安史之乱后，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与朝廷失去联系，大部分地区被回鹘和吐蕃切割占据，致使丝绸之路南北道全部闭塞，只有回鹘境内的回鹘道通行，但回鹘不仅在贸易政策上使得后唐帝国受尽屈辱，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备受歧视。这一切的原因，均因李隆基的政治失聪，张九龄之后，朝政完全为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把持，朝臣之间相互争宠，为个人私利，而罔顾皇权与众生，最终使得一个煌煌帝国，片刻之间，毁于反叛的兵戈战火。
我在交河故城内走了一圈，没有走完，就返回原地。对这样的废墟，心里充满了悲悯和不甘。对于那些以智慧和武功开拓西域的人，出塞从军报国的人，始终有一种敬意，甚至会在他们曾经的地方，用内心凭吊。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你无法要求一个逝者具备现代思维与思想。历史在很多时候，提供给后来人的，只是一种方法论和精神上的激励、惊醒与告诫。除此之外，历史就是历史，除了那些传奇、伟事、创造、艺术、文明、文化之外，一切都是沉寂的。唯有向前，也唯有理性与科学，借古鉴今，方才能够让道路更为宽敞和稳妥，光明与通畅。
就像从敦煌开始的道路，期间的遗迹，都盛满了往事，有名有姓者众，无名但蜂拥与决绝者更多。历史总是由个人组织，普罗大众贯彻实施。车行到乌鲁木齐外围，直接奔向机场。想起今年八月份的乌鲁木齐两个晚上，顿觉有些恍惚，但也说不清原因。值机选座时候，我也没有选择靠窗的位置。但我知道，在飞机之下，连绵的雪山大漠，河流绿洲之间，就有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的大小城镇和村庄。当然还有伟大的敦煌和它所拥有的恒久与绝伦。想到这里，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忍不住在纸上写下如此诗句：
“道路自由天赐，在上面的
皆为过客。再次向西，我已白须
遥想胡发青翠欲滴：少年的火车不止祁连
匈奴、大月氏、乌孙和羌
他们的后裔，混血西域，骑马挎刀
射箭的都是鸣镝
每一个战士的坟堆上，
敌人头颅之白骨，与他们生前的军功成正比。”
幸好天下和平
飞机发达。只是这不分敌我的风声
依旧穿心而过，只是这残垣以下的兵卒与流寇
将军们营门赛马
旗帜强攻大雪。二十多年以后
无常如巴丹吉林的风向，以及这半生遭际
再次向西，我选择在黑夜
在梦里：抚摸胸口的人，虚无的曾祖父骨殖成灰
唯有过世的父亲
曾经叮嘱他说：当你疼痛难忍
有些人事悲哀莫名
找一个特别空的地方，喊几声娘啊娘
你就会找到暖人心的情义，还有活下去的慈悲。”
点击下方蓝字欣赏作者杨献平同题诗歌：
从敦煌到乌鲁木齐
作者简介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现居成都。
孙其安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杨献平
沉醉
吉狄兆林
记得爱——足以使骨头变轻
彭万香
“风泡肠”里的记忆
深纹路
深纹路，岂止于深
文学顾问：杨献平
主编：晓蕾
创意总监：无序的山岚
审稿编辑：胭脂幽谷听泉
排版设计：飘然
终审校对：陌小猫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