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白癜风研究专家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429169.html日本正仓院是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始建于8世纪后半叶，在今奈良市，位于东大寺大佛殿西北面。现存的正仓院全部为木构建筑，屋顶为四阿式，内分北仓、南仓和中仓，于公元年开始启用。这里收藏品数量大，种类多，各种衣物、乐器、家具、兵器、佛具等各种宝物约多件。因为良好的保存环境和严格的保护制度，使我们在千百年之后还可见到这些传世的唐代珍品。
山东嘉祥隋徐敏行夫妇墓壁画中的家具陈设
中国古代家具由最初适应于席地而坐的低矮型家具到成熟的明清高型家具,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按照专家学者为中国家具史的分期方法,大致将中国家具史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中国家具的启蒙时期,二为中国家具的发展时期,三为中国家具的成熟时期。其中唐代家具处于第二个阶段,可以被视为我国家具史发展时期的突破性阶段。
唐代家具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家具风格,同时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涌现出大量适应以垂足而坐为生活习惯的高足型坐(家)具:其中仍沿用两汉风格的家具有床、榻等坐卧类家具,多为两种形制:四足型和壶门足型。在中唐以后,受到椅凳等高型坐具的影响,高度有所增长。
敦煌莫高窟61窟佛光寺中坐于禅椅之上的僧人
唐代家具中较前变化最大的是高型坐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大量的椅、凳、墩等高型坐具,在唐代壁画和绘画中都可以见到这些高型坐具,且种类十分丰富:椅子有靠背椅、扶手靠背椅,亦有出头不出头之分,还出现了装饰华丽的圈椅;凳的种类更为丰富,月牙凳是唐代家具中特有的高型坐具。形制有二：墩比较多见的有圆形墩,腰鼓形束腰墩等。
这些高型坐具大致受到两方面外来文明的影响,一为佛教中的高型坐具;二为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其中对唐代家具影响最大的即为胡床。胡床自西汉始有记载传入中原地区,至唐代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对唐代家具影响也最为广泛。
敦煌壁画中的食床
受到高足型坐具的影响,唐代的桌案等家具也呈现变大、变高的趋势。唐代的大型桌案常见于宴饮场景中,多可围坐十来人,并多是壶门足型。壁画和绘画中还出现了高型的四足桌,形制与现代桌子较为相似。唐代的翘头案也明显增多,有栅形曲足也有栅形直足,且以栅形直足的案居多。
但唐代家具存世实物稀少,国内更是凤毛麟角,为我们研究唐代家具带来一定的困难。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些唐代的家具可供研究。从正仓院所藏实物上看唐代家具所用到的材料大致有动物性材料、植物性材料和矿物性材料等。这为我们进一步全面了解唐代家具的全貌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天平胜宝八年（公元）《国家珍宝帐》
正仓院宝物中，家具是一大宗，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圣武天皇宫中御物。奈良天平时代正值日本开始大规模汉化时期，这些家具的来源，或随遣唐使输入，或从新罗辗转而来，或由渡海归化唐人工匠制作，或由日本工匠仿制，与唐代样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来的这批家具，也奠定了后世日本家具样式的基础。下面就通过几件名品来看看唐人的家具与陈设。
屏风结构示意鸟毛篆书屏风
屏风是席居时代最重要的室内陈设之一，正仓院曾入藏的家具中，屏风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光明皇后向东大寺施舍宝物的名录《东大寺献物账》之《国家珍宝帐》中，记录了施入御屏风一百叠的情况，其中有“画屏风廿一叠、鸟毛屏风三叠、鸟画屏风一叠、夹缬六十五叠、臈缬十叠”。此后又陆续施入屏风三叠二十四扇，为欧阳询、王羲之等真迹书法屏风。
唐开元末陕西西安南里王村韦氏墓壁画六扇屏
这批屏风画面题材很丰富，不少与中国有关，据《献物账》记录，大体可分为山水、宫室、人物、草木、鸟兽几大类，比如古样山水画、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大唐古样宫殿画、骑猎图、古人画、立女图、夜游、舞马、驎鹿草木、鸟木石、鹰鹤等名目。材质则有绘画、鸟毛贴画、夹缬、臈缬等。圣武天皇在身边摆设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屏风与国图屏风，加上体现治国理念的格言书法屏风，应是欲以年轻时的玄宗为榜样，激励自己施行德政。
韦氏墓壁画六扇屏局部
这百余叠屏风都属于宫廷日用陈设，在后世陆续出库使用几率较高，损耗的情况也很严重。正仓院出纳文书、出入帐中常可见调用记录，如奈良神护景云四年，曾有薄墨马形屏风和散乐形屏风作为“样”贷与造东大寺司，没有归还的记录；平安初弘仁五年，嵯峨天皇还曾将蓬莱山水等三十二叠屏风卖出。经过一千两百余年的星霜，至今只保存四十余扇，完整者仅有三叠十八扇，即著名的鸟毛立女屏风、鸟毛篆书屏风和鸟毛贴成文书屏风，其他还有若干不成组的夹缬屏风和臈缬屏风，均保存在北仓阶下的“北棚”中。
鸟毛立女屏风六扇画面全图
观察现存的屏风可知，其画面、构造形态为典型唐前中期样式，与近几十年来西安京畿一带、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唐墓屏风画也多可对应。唐墓屏风画仅可见画面信息，而具体构造则可从正仓院实物中得见一斑。
鸟毛立女屏风局部
如闻名于世的“鸟毛立女屏风”，《国家珍宝帐》中有入藏时的描述：“鸟毛立女屏风六扇，高四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一分，绯纱缘，以木板作斑竹帖，黑漆钉，碧絁背，绯夹缬接扇，揩布袋。”“帖”即框木，用木材加工成斑竹状的框，每扇边框周缘以绯红色纱装裱。屏风背面的芯木与缘框用铁钉连接固定，缘框髹黑漆，并用黑漆钉固定芯木的纵材和横材以及底布。
鸟毛立女屏风局部
六扇屏风以绯色夹缬接合，称为接扇。屏风背面则用碧色丝绸托裱。其标准尺寸大多高约5尺，宽1尺8寸，6扇则宽约11尺，是当时大量生产的标准形。“鸟毛立女屏风”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上的屏风画，为树下美人六曲屏样式，前三扇仕女立于树下，后三扇仕女坐于树下石上，姿态各异，蛾眉细目，体态丰腴，樱嘴点红，面施假靥花钿，仕女的衣服部位曾经覆盖有不同色彩的鸟羽，但基本均已脱落，仅余线条。
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敬陵石椁线刻
相同布局的树下美人屏风画和仕女造型，在开元二十五年的武惠妃敬陵、开元后期西安南里王村韦曲韦氏墓等多处可以看到，造型与之几无二致，是典型开元末天宝初的流行。此屏风内发现天平胜宝四年（公元年）文书衬纸，说明其制作时间距唐开元末（公元年前后）很可能不足十年，流行如此契合，可见当时交流之频繁。
正仓院紫檀木画挟轼
正仓院北仓阶下“南棚”有“紫檀木画挟轼”一件。高33.5厘米，长.5厘米，宽13.6厘米。以长条形柿木为几面（天板），上贴紫檀薄板，两端贴楠木板。两端各有二足，中段细窄处套以三层象牙圈。足下基座以及四周镶金嵌银，描绘花叶、卷草、蝴蝶，做工细致考究，并附有一条与尺寸相合的白罗褥，是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国家珍宝帐》中录有“紫檀木画挟轼一枚”，其下注“着白罗褥”，便指此件。另外中仓也藏有一件“漆挟轼”，形制与之相似，唯无华丽之饰。
《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中的凭几
所谓“挟轼”，即古人所称“凭轼”，又可称为夹膝、凭几、隐几、伏几。几面平直，下置二足，盘坐于榻上或席上时，可以放置身前凭靠憩息，或置于身侧随意侧倚，可称得上是席居时代又一类重要家具。波士顿美术馆所藏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陈宣帝，与北京故宫《步辇图》中坐在小辇上的唐太宗，身前均置此物伏靠。
《北齐校书图》局部侍女所持凭几
阎立本《北齐校书图》中侍女手中所持的一件和床榻上一位学士身侧所凭靠的，也是同式。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一件“琴几”，虽非凭几，但其造型却和正仓院挟轼几乎一致，同为两端各二足型，其上也有彩绘花鸟装饰。凭几在中日两国沿用的时间都很长，平安时代后又叫“胁息”，一直到近现代还在使用。
正仓院二十八足几和黒漆十八足几
身前放置的几案类家具，除了为方便凭靠的凭几，还有可置物、读书写字的栅足案，正仓院保存有二十四张统称为“多足机”的条案，便是此类。其足数目有十八足、二十二足直至三十六足八种。
二十八足几上残留的彩绘纹样
如中仓所藏的一件“二十八足几”，案面平直，纵54厘米，横.5厘米，栅形直足，两侧各十四足，高98.5厘米。素木不髹漆，以白、浅绿、丹、苏方等色描绘纹样。
卫贤《高士图轴》榻上置案
另有一件“黑漆十八足几”，则髹黑漆不加饰。此类几案历史非常悠久，先秦以来常见，其中矮小者可如五代卫贤《高士图》中所绘置于榻上，高者便可如敦煌莫高窟众多维摩诘经变图中所示，放置在床榻或禅椅前方使用，还可充当供台，演变为后世的各种条案类家具。
正仓院御床二张之一
日本人长期以来惯于席居，所以古时一般家庭并无床椅，但正仓院中也很难得地保存了数件奈良时代的床榻类家具。北仓阶上中央存放有“御床”两张，长厘米，宽厘米，高38.5厘米，造型为简易的四足案形结体矮床，表面有铅粉刷饰痕迹，并附有叠（垫席）、褥残片若干，覆（被）一条。为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御用具，即《国家珍宝帐》最后所列“御床二张，并涂胡粉，具黑地锦端叠、褐色地锦褥各一张，广长亘两床，绿絁袷覆一条”。
正仓院御床二张之一
唐人日常起居大多是在各种床榻上进行，床榻是室内最主要的家具。从敦煌壁画和唐代墓葬壁画中所显示，这种四足矮床在唐代使用十分普遍，除了充当卧具外，也可充当一般坐具，或盘腿、跪坐其上，或垂足坐于其沿，或置于大床（桌）两侧供并排宴会使用。日本后世也继续将其作为天皇的御床、御寝台使用。
正仓院赤漆欟木胡床
更为珍贵的是，在南仓中还保存有一把“赤漆欟木胡床”，虽称“胡床”，实为椅子，日本沿用唐代旧习，将一切坐卧具通称为床，并把西方传入的高足椅子称为“胡床”（其概念并非我国一般所指交椅），唐人则称之为“倚床”、“绳床”，即椅子。唐代椅子造型大体可分为扶手椅和靠背椅两大类，其中扶手椅又分弓背搭脑扶手和直背搭脑扶手两种，正仓院所藏即后者，
正仓院赤漆欟木胡床
此胡床靠背高48.5厘米，椅座高42厘米，宽78.4厘米，深70厘米。表面朱漆涂饰，四足及转角、端头处有铜质箔板包角，两侧扶手在前后腿之上各立短柱，柱首宝珠状如勾阑望柱。搭脑平直，两端出头。面屉宽而深，为藤材编成，人坐其上，广可容膝，类似后世所称禅椅。
莫高窟9窟壁画与法隆寺弘法大师像
此外还有一种无扶手的高弓背搭脑靠背椅，如北京天顺元年唐墓壁画例，在日本绘画和塑像中也有体现，即后世靠背椅的前身。
敦煌窟壁画中同时出现了四足床与禅椅数张
敦煌北朝壁画中便已出现禅椅，中唐以后越发普遍。敦煌晚唐窟壁画中，还恰好同时出现了四足床与禅椅数张，僧人盘坐其上。正仓院此例为圣武天皇仪式用具，与前举二十八足几配套使用。此搭配依然为后世沿用，如京都御所紫宸殿高御座、御帐台之中，即各放置御椅子一把，至今日本皇室一些礼仪场合仍保留御椅子和多足几的搭配。
正仓院木画螺鈿双六局
正仓院中还保存了一些精巧的博戏用具，构造和唐代一般壸门小榻接近，也可属家具范畴。其中有双六局、棋局等八具。“双六”即双陆，是魏晋以来流行的一种古老棋艺，唐宋非常盛行，奈良时代也传入日本。
木画螺鈿双六局局部
在我国古代的博戏中，除了六博以外，还有一种叫“双陆”的盘局游戏曾经风行一时。这种棋戏在古代又叫“握槊”、“长行”，另外还有“波罗塞戏”的别名。关于双陆在中国的出现，有着多种说法。《事物纪原》一书说，三国时曹魏“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置投子二”。
正仓院沈香木画双六局
而《山樵暇语》则认为“双陆出天竺(今印度)……其流入中国则自曹植始之也”。上述二种看法虽在双陆的起源方面相异，但均以汉魏之际作为在中国出现的始发点，表明双陆这一棋戏于三国时已在中国流行了。宋人洪遵著有《谱双》一书，书中列出北双陆、大食双陆、广州双陆、真腊阇婆双陆、南皮双陆、日本双陆等多种。制度不尽相同，玩法、称谓、术语互有歧异。
沈香木画双六局局部
在日本，现存有一部叫做《双陆锦囊钞》的书，书中简要地述说了双陆的玩法。日本的双陆是唐朝时传入的，因此，其格式和行棋方法完全照搬唐式。根据书中所述，一套双陆主要包括棋盘，黑白棋子各15枚，骰子2枚。其中棋盘上面刻有对等的12竖线；骰子呈六面体，分别刻有从一到六的数值。
沈香木画双六局局部
玩时，首先掷出二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先将全部己方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获全胜。由于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因而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
正仓院木画紫檀双六局
正仓院所藏双六局有五具，材质有紫檀、榧、沉香木等，中仓所藏“紫檀木画双六局”和北仓下阶北棚藏“木画紫檀双六局”最为精致，后者为《国家珍宝帐》登记品，是圣武天皇生御用具。
木画紫檀双六局局部
木画紫檀双六局长54.2厘米，宽31厘米，高16.7厘米，盘面长方形，贴紫檀木，东西两边之中有月牙形之“门”各一，左右列十二花眼，南北各有一花眼，均以象牙镶嵌而成。盘座为黄杨木质，四周用象牙、染绿鹿角、黄杨木、黑檀、紫檀等镶嵌出华丽的彩色缠枝花鸟，即所谓“木画”。
木画紫檀双六局局部
座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壸门，南北侧各一壸门，为盛唐床榻座类家具所流行的壸门造型之一。此外，还附有各色双六子、骰子、双六筒、双六子箱、漆缘籧篨龛（漆边藤条双六箱）等配件。中仓所藏紫檀双六局与之类似，唯盘面南北无花眼。其余几件双六局，如中仓一件“榧双六局”，则多不如前举两件华丽精致。
唐螺钿双陆木棋盘吐鲁番阿斯塔那号墓出土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号墓，曾出土一件镶嵌螺钿木双陆局，其形制与正仓院所藏者相仿，壸门造型一致，也用螺钿镶嵌出月牙门和花眼以及花鸟装饰。
周昉《内人双陆图卷》北宋摹本双层双陆局
传唐周昉所绘《内人双陆图》中则有唐代宫廷女子游戏双陆的场景，因仕女坐于凳上，所以该双陆局还用了两层壸门床座抬高之。
正仓院桑木木画棋局
正仓院所藏围棋棋盘，造型多与双六局类似，棋盘之下有壸门座承接，不同之处在于棋局为方形，所以四周各有两个壸门。如中仓的“桑木木画棋局”，桑木质，边长52厘米，高15.5厘米。盘面上面嵌有纵横19条象牙质的细纹，并设有9个象牙芯、紫檀边的花眼。
隋白瓷围棋盘河南安阳隋张盛墓
棋盘四围则有螺钿黄牙装饰。壸门床脚上还用泥金描绘出了木纹彩绘。其形态与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木棋盘、河南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类似。新疆阿斯塔纳出土唐代绢画和敦煌壁画中也有弈棋形象。
正仓院木画紫檀棋局
北仓的“木画紫檀棋局”，更为精巧称绝，是正仓院家具中闻名遐迩的名品。棋局表面贴以紫檀片，嵌以象牙罫线，纵横各19道，又镶嵌有精致的花眼17个。边侧四面各界四格，其中用染色象牙镶嵌雉雁狮象驼鹿及胡人骑射、牵驼等形象，华丽细致。
正仓院木画紫檀棋局局部
对局之两侧各设有备金环的抽屉各一，中有机关，一方启闭，对方亦如之。内有木雕鳖形龟形各一，背容棋子，颇形巧妙。棋子玉质上绘有鸟形，制作精良。抽屉之下便是上沿作花牙子、下有托泥的壸门床座。
正仓院木画紫檀棋局局部
此物也是圣武天皇御物，其工艺精良，一般认为出自唐土巧匠之手。在《国家珍宝帐》中形容其：“木画紫檀棊局一具，牙界花形眼，牙床脚，局两边著环，局内藏纳棊子龟形器，纳金银龟甲龛”。
初唐三彩牙脚壸门榻陕西富平李凤墓出
敦煌文献中多有“牙脚”、“牙床”之称，此局下连花牙子壸门座称为“牙床脚”，也正与唐代称谓相符。阿斯塔纳出土的另一件双陆局，以及陕西富平李凤墓出土的一件初唐三彩牙脚壸门榻，其牙脚形态便与之相仿。
正仓院藏八角几
家具造型中所谓的“壸门”，系指坐具四足之间形成的空间。而坐具之足很少采用平直一律的造型，如果足的两侧做成弧线，那么足与足之间的空当便构成了曲线优美的轮廓。这一类坐具，唐代或呼为牙床。牙床之名，见于敦煌文书中的点检历。点检历将牙床与几种不同的床分列，且制作有专门的工匠，可见牙床自有不同于其他床的形制。
正仓院藏八角几与大英图书馆藏妙法经插图对比
而所谓“牙”，大约最初便是由床之壸门座的上沿以及四脚的两面均做出花牙子而名之。后来《营造法式》卷十五“须弥座”条称基石之上的花牙子为“牙脚砖”，正是对这一名称的沿用。在席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牙床是包括了坐床和承物之床座的。
周昉《调婴图卷》仕女所坐大方床
“牙床”式壸门座在唐代家具中运用十分广泛，可算是最重要的一种唐代家具构件，在唐代绘画和出土模型中很常见，可成为床榻、坐具，也可做各种承具、托盘、置物台，如周昉《调婴图卷》仕女所坐大方床，懿德太子墓壁画侍女手中所持小台，敦煌窟壁画中的食床，净土寺俊乗上人所坐小榻等。
正仓院彩绘长方几
从大量唐墓棺床台座所刻绘的情况看，唐代床脚的形态有好几种，随流行而异，也大多在正仓院家具中可以得见实例。
正仓院粉地金银绘八角长几
除此之外，唐代还普遍使用牙盘。牙盘结构同牙床,用途是承托器物。关于牙盘形制，《通雅》所举即所谓“以牙饰盘”、“牙盘，谓其色白”、“牙列在前，谓之牙盘”，皆望文生义之推测，皆非其形制之实。据敦煌文书中所述，牙盘大致有两种，其一有脚，其一有连蹄。据敦煌壁画等可知，牙床的基本样式便是上有承物的面板，下连上沿及器足做出花牙子、底有托泥的壸门座。
粉地金银绘八角长几局部
而唐代的床，概念原是很宽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都可以名之曰床。牙床的形制既可确定，牙盘的样式之一便可以从点检历的记述中推导而得：壸门座中作为支撑的足称作“牙脚”，作为低端连系座足的托泥，则是另外做出来的部件，它与足乃是榫卯相接，而如果去掉托泥，牙脚便成为蹄足，那么连蹄当即系连足座的托泥。
唐房陵大长公主前室东壁托果盘侍女图
牙盘之又一式，是盘下有脚。所谓的“脚”，便是盘底的三足或多足。三足以及多足木盘原是西北地区流行很久的用具，出现于敦煌壁画中的三足或多足盘乃是这一类器具的延续。它既是常见的一种佛前供养具，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这一类多足盘的用途在唐代壁画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如唐昭陵的房陵公主墓前室东壁北侧的一幅侍女图，其手中所擎正是牙盘。基本是正仓院那件粉地金银绘八角长几的缩小版。
正仓院鹿纹菱花口三足金花银牙盘
实物的例子，仍可举正仓院中所藏。院中所藏鹿纹菱花口三足金花银盘，盘径61.5厘米，通高13.2厘米。盘里侧有两条錾文，其一为：“宇字号二尺盘一面重一百五两四钱半。”其二：“东大寺花盘重大六斤八两。”研究者推测“宇字号”云云乃出自唐朝，“东大寺”云云则为输入日本后的补刻。缘边一周璎珞流苏也是后来所添加的缀饰。
正仓院漆缘籧篨双六局龛下连床座
一般的箱、柜等器具，其下往往也连带一个床座。正仓院中还藏有大量箱柜笼类器具，多做如此造型，如紫檀木画双六局所配的一件“漆缘籧篨龛”，箱盖盝顶，通身以细密竹篾编成，缘涂黑漆，下连牙床座，形态和苏州虎丘出土的五代宋初经箱相似。
正仓院碧地金银绘箱
还有若干称为“献物台”的木几，为一般唐式置物小床，或方或圆或多角，也多为牙床造型，上可放置盒、箱或一般物品。另有一类称为“唐柜”的木柜，为数不少，下有四足，则与唐代出土的三彩柜造型相似。由于生活起居习惯还是多少有差异，相比于唐朝，正仓院缺少杌凳类家具以及当做坐卧具的牙床榻。
正仓院金银绘笼箱模造品
综上，若要布置一间唐代居室，最主要的家具为若干床榻，以床为中心，其上、四周可以张设帷帐、屏风，并放置各种几案供凭靠、置物，此外还可布置若干绳床、倚床、杌子等椅凳类家具，以及下连床脚、置于地上的各种箱柜。若是宴饮场所，则需要一张大方食床，两侧安放长条坐床或杌子。若是书房，除了坐榻屏风之外，供读书写字的栅足几案也是不可或缺的。
用正仓院宝物模造品唐物复原的圣武天皇书房陈设
许多敦煌壁画涉及到室内布置，简单者大多仅有一张大床，其后一张屏风，墓室陈设也如此配置，棺床其后绘六扇屏风或三面屏，前方则绘制乐舞、侍奉图，模拟主人观舞享乐之景。纳尔逊博物馆还藏有一套隋或初唐的白瓷器具，床榻、凭几、条案、筌蹄、隐囊、熏炉、灯具、箱盒一应俱全，也大体反应了隋唐室内的日用陈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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