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涉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时候史学界随着政治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回归传统的历史课题研究，引进并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又见“百花齐放”新气象。当时韩国磐先生开始重新培养研究生，杨际平、李伯重、谢重光、谢元鲁、陈明光、赵云旗等青年学子，纷纷来到韩师门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经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也重开征程。在韩师的指导下杨际平、谢重光选择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的课题做硕士论文。我也在他们的鼓励下加盟，这样以韩师为首的一个小小的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研究集体开始形成，并在年出版了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一书，该集收入了我的《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等四篇文章。
以后，我又陆续写了有关高昌实物田租等文稿，其中最为自重的是《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一文。我一向比较